陈可乐觉得自己有时就像一只鬼，在油麻地到处飘荡。
夜晚，它穿着银色反光连体衣，戴着手套，脸上涂满蓝银色的颜料，眉毛是两道黑色的、柔软的线条。它有一双悲伤的眼睛，比起鬼，更像是误入地球，迷了路的外星人。
打扮成这样，是为了表达内心的黑暗和一种异乡人的感受，陈可乐说。作为一名非二元性别者，无论是“它”的代名词还是平日装扮，都是在发出一种邀请：邀请我们更好地了解陈可乐和它长久居住的社区——油麻地。
陈可乐在油麻地
2016年至今，艺术家陈可乐和朋友陈玉峰发起了围绕街区命案展开的导览团《在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》，带领人们游走在城市的缝隙，重新思考死亡背后的社会面，以及一个社区如何与创伤共处。
建筑、历史、悬疑、想象…...香港是一个由神秘空间交错形成的复杂地区，这里从来不乏都市传说与类型命案，人们在具体的空间中构筑起自己对于香港的认知，而那些未曾涉足的空间，则给予了足够的想象留白。
在NOWNESS Paper夏季刊“香港折叠”专题中，我们试图走近这些空间、破除迷雾。这个过程就像拿起一把解剖刀，切开香港不同时期的历史和社会面后，悬疑的终点指向人们内心深层的共情和恐惧——殖民的统治，逼仄的生活，无根的飘零者。
在生与死、规训与越轨、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间，香港浮现出另一面。这是第一篇，油麻地。
切开悬疑的迷雾
2025年5月末，一个闷热的夜晚，陈可乐带着NOWNESS走访了这条路线。
在两个小时的行走与讲述之中，街灯昏黄，拖车“哐当哐当”不停，街市传来阵阵骨肉与果蔬的气息，维多利亚港逐渐褪去繁华，情杀、意外、抛尸、自决……城市的残酷一一显现，死亡是一纸极端的宣言。
人死后，可否会往生？如果怨念不散，是否会变成鬼，在现世徘徊？如果世上真的有鬼，那他们大概率住在油麻地，那里本就藏污纳垢，在后巷、砖缝、垃圾堆和那些密密麻麻的唐楼之间，有很多可以安生的地方。
油麻地是香港最古老的街区之一。据记载，这里早年聚集着为渔船出售桐油、修补麻绳的商铺，因此得名“油麻地”。
它几乎一直是贫民窟的代名词。这里鱼龙混杂，流浪汉睡在公园的帐篷里，内地留学生合租房楼下可能就住着黑社会，奶茶店旁那扇不起眼的铁门后，也许就是挂着粉色灯牌的妓院。
在房价骇人的香港，这里也提供着可负担的租价。“这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。”陈可乐喜欢这个混乱复杂，也包容着边缘群体的地方，“如果想要清洁与干净，就不会住在油麻地”。
《黑社会》，2005
陈可乐在油麻地生活多年，熟知着这里的街巷楼宇，也了解这里的肮脏、混乱和贫穷，但依旧停留于此，倾听“鬼魂”的哭嚎——那是有别于新闻与官方文件，来自街区与居民的叙事。
最早是在2010年，大学期间的陈可乐为了节省租金，搬进油麻地的一个洗衣店阁楼夹层。那里狭窄逼仄，如同哈利·波特在他姨妈家居住的空间，“而且还是违建的”。
这样的事在油麻地算不上什么。这里街巷四方纵横交错，楼宇密集——高度密集的社区生活把居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，也让死亡如影随形。一些命案就发生在人们每天经过的便利店或垃圾站，曾有坠楼者的手臂飞脱而出，落在街边老人下围棋的棋桌附近。
《香港制造》，1997
面对死亡，油麻地有麻木与无情的一面：陈可乐指着一扇三楼的窗户说，曾经有位厌世的老人将自己吊死在那里，过了一整晚都没有人发现。这些死亡既无法被清除，也无须被粉饰，它是街区记忆的一部分。
但有时，人们会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。在陈可乐曾经居住的楼后面，有一名男性残忍地杀害了一名年仅15岁的女孩，并将她赤裸地塞进垃圾袋里弃置。发现尸体的清洁工自掏腰包，为逝者购买了衣服与鞋子，在垃圾站里为她做了祭拜。
垃圾站臭气熏天，人们往往会捏着鼻子绕行，但那里也存在着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的尊严。这里的景象原始、粗粝，充满都市文明中难以启齿的部分，但也都是不可回避的城市的真实。在油麻地，陈可乐与这些命案、亡魂为伴，通过讲述，也在寻找自己与这个所生所长，却日益陌生的城市的联系。
油麻地生活着大约有两万居民，“两万种死法”的导览名称借用了这个数字，以几乎开玩笑的方式，提醒着我们生与死的模糊边界。
这个项目起始于陈玉峰对自己的发问。她也居住在油麻地，不但不害怕命案，反而更想知道：“为什么他们会死在这里，而我没有？”为了解答这个问题，他们翻阅资料、梳理命案的发生经过，试图从中辨识出背后的社会机制。
陈可乐承认，作为导览团，形式上难免有着对命案的“凝视与猎奇”，但比起观看，自己更想传达的是那些命案背后的荒谬。它们如同镜子一样，反射出许多社会边缘群体的脆弱，死亡正是社会和制度不公的回声。
《香港制造》，1997
2016年，在油麻地地铁站附近的一家711便利店里，店长因制止一名男性顾客偷窃，被一刀捅至丧命。事件发生正值傍晚六点，是下班放学的高峰期，案件一经报道立即引起了公众的恐慌。
很快，有流言称凶手是南亚难民，这个未经查证的说法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，并演变成了一次针对难民的排外活动。直至真相发布，凶手其实是来自加拿大的越南裔游客，但即便如此，事件的一周后，这里仍有反难民的示威。
“他们想把整个罪责推到难民身上。”陈可乐说，“但其实这一片根本没什么难民。”恐惧制造仇恨，仇恨让暴力转向脆弱的社会群体。而导览团想做的是呈现命案的原貌，讲述街坊的真实记忆，让人们看清暴力的起因和走向。
在香港，Hello Kitty 也成为一种悬疑符号
还有一些案件源于根本“没有选择”的人生。其中最常在导览中被提起的，是一起外籍女佣弃婴案。
2014年，因为害怕被解雇，一位27岁的外籍女佣将分娩时夭折的婴儿遗弃在油麻地地铁站。事件发生的两年后，另外一名外籍女佣控告因怀孕而解雇她的雇主并胜诉。
在香港，大多数家庭会雇佣来自东南亚等国家的女性做家务工作，她们被绑定在雇主家中，因此时常遭遇不公的对待——直到2022年，在相关机构的调查中，香港84%的雇主仍认为可以因为外籍女佣怀孕解除雇佣关系。
对于那个最开始的问题——为什么身处同一空间，死的是他们，而不是我们？陈可乐很坦诚地承认自己拥有特权，“大部分的暴力是制度性的，并不会落在我们身上。”便利店外大喊“难民滚出香港”的示威人群在行使暴力，以怀孕为由解雇外佣的雇主也在实施暴力，“暴力是有施加对象的”，这是导览团希望能真正传达的一点。
从2016年起，陈可乐大概已经带过100多次导览团——与社区交流，与社群共存，是导览团留下的重要遗产，也是至今都无法割舍的生活方式。
陈可乐出生在远离市区的新界元朗，随后决定在油麻地安家，也确实在这里建立了一种生活，一路导览下来，不时会碰到朋友，挥手招呼。
但这些年来，它觉察到周边社区的氛围“越来越差”，油麻地一直以来混乱却包容的生态正逐渐被侵蚀。在我们就餐的茶餐厅附近，原本设在垃圾站上层的露宿者之家，多次被政府驱赶。而另一家餐厅因为把桌子摆在街上而屡屡遭到投诉，甚至一度被威胁吊销牌照。
陈可乐在平安大楼
陈可乐对油麻地的每一尺、每一寸的故事和历史都如数家珍，同样也由此见证了政府是如何以“清洁、整齐和安全”的借口不断推倒老旧的房屋，剥夺社区的空间。
但在那些管制的缝隙中，仍有一些喘息空间。社区的年轻人保住了那家被投诉的餐厅，他们挨家挨户发问卷，收集意见，这些在法庭上变成了真实的支持。
这样的相互包容与帮助正是一种微小的抵抗，允许附近的混乱和野蛮，也就是允许贫穷和脆弱可以在这里生存。陈可乐欣赏这样的街道生活，因为“街道应该是一个可以停留的地方，而不仅仅是一个通勤通道”。
平安大楼的信箱
陈可乐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这个社区：早期的天台导览介绍20世纪70年代逃港难民的故事，油麻地的导览揭开社区的伤痛，未来准备创作的一个关于外卖员的项目，都是属于自己的微小抵抗。
生存、抵抗和死亡，在这个街区不断上演，官方的记录里很少有他们的影子。被抛尸的女孩、被遗弃的婴儿、被驱赶的露宿者，是朱迪斯·巴特勒所说的“不可哀悼的生命”，而陈可乐的导览就是试图让他们再次被看见、被听见。
这些“鬼”整日游荡在油麻地的街巷之中，街道肮脏混乱，却又包容了它们，这里有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老板会笑着，大声跟你打趣，现炒的鱼香茄子有着诱人的香味。
《三命》，2025
采访拍摄结束，已经是深夜，我们与陈可乐简短地挥手作别。一路上的疲惫让它下眼睑的黑色水彩往下晕开，恍惚会让人以为是在流泪。我目送着它银色的身影，逐渐融入黑色的、熙熙攘攘的人群。在路口处，陈可乐遇见了一位朋友，他们随后一同肩并着肩，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。
这些人与人之间，微弱却偶尔又格外坚定的联系，或许就是油麻地的灵魂。他们互相陪伴，也守护着自己的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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